专栏 | 报导者时间:那些席卷亚洲的台式浪子与浪漫——独立乐团唱出厌世代的微抵抗(蒋宜婷)

前言:

金曲三十在即,许多人惋惜台湾失去了华语音乐的领航优势。但,许多台湾独立乐团正开始用自己的创作与行销能力,奔向以前华语流行音乐没有抵达的角落。

在唱片行已经消失的年代,台湾30岁上下的音乐人,有的以装着老白人灵魂的抒情摇滚,有的以批判社会的嘻哈R&B,有的以烟酒嗓唱出台式沧桑,自己录音、发行、行销,他们的歌透过网路飞向全世界,他们的旋律钻入中国、东南亚、甚至欧美乐迷的耳里。

跟着落日飞车,我们前往印尼雅加达,第一手见证台式抒情摇滚跨越文化的魅力。我们也目睹台湾的独立音乐,近年已钻进中国大小城市,让乐迷们倾倒,例如茄子蛋的台语歌《浪子回头》,就意外引起中国歌迷强烈的共鸣。

究竟,在五月天之后的台湾独立乐团,是怎么在各种分众市场里走向国际?他们如何各自引领风骚?又是哪些推手们,协助年轻的独立乐团,闯荡出迥异于五月天的新舞台?

耳朵张开,一起听见台湾独立乐团风靡亚洲的新节奏。

当整座城市仍浸泡在雨季的燠热潮湿,及周五夜的壅塞车流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中心一座购物商场附设的立体停车场内,已经拉起迥然不同的夜色。

在爬满通风管线的低矮天花板、停车网格线、交通标示为背景的音乐舞台下,近千名印度尼西亚年轻男女正将自己扔向前方,他们的臂膀沾黏人群的汗水,在回音巨大混乱、充满浓浓“underground(地下)”气息的“另类车库”中,踩踏节拍、随着音乐摇摆起舞。

人群之中,一群14岁的印度尼西亚少年正亲眼见到自己最爱的摇滚乐团登台演出。纤瘦、戴着渔夫帽的男孩佛颠.帕伏马那(Valdean Pavmana)已经期待许久,他是这些少年间公认最“indie”的乐迷,去年整年他都为一个叫做“落日飞车”的台湾摇滚乐团疯狂。佛颠和身旁众人一样,熟知“落日飞车”的每一首歌、每一句歌词,以及每一个高潮来临的转折。他们跟着乐团主唱兼吉他手曾国宏大声合唱。

*落日飞车:风靡亚洲的台式英文情歌

2018年,落日飞车这支来自台北、6人编制,主打迷幻复古曲风、作品全部唱英语的摇滚乐团,在雅加达的首演便已令人印象深刻,当地乐迷形容他们“现场狂野、充满活力、一票难求”,那场演出最终因为观众太激烈、舞台摇晃,而被迫提早结束。今年(2019)3月22日,落日飞车第二次受邀至雅加达,为一场4,000人规模的音乐节演出。

“我自己就是落日飞车的头号粉丝,他们的音乐很吸引人、很有技巧,有老爵士乐、灵魂乐的味道,也有点像我们父亲年代的歌,怀旧却很urban(都会),音乐氛围很chill(冷静放松),我很享受其中,”这次邀请他们的中型音乐节“The Sounds Project”主办人葛汉那.班优比鲁(Gerhana Banyubiru)看中落日飞车的流行,首度邀请海外乐团参演。

这两年,落日飞车的魅力在亚洲年轻乐迷间持续发酵。在全球音乐串流平台Spotify上,落日飞车每月活跃听众是台湾独立乐团中人数最多的,且听众来源第一的城市,即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注:第二至五名城市分别为美国洛杉矶、台湾台北、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2018年,落日飞车在全世界进行了100多场的巡演,包含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美国、欧洲多个城市,乐迷来自世界各地,影响力不仅限于华人。

比起台湾主流歌手巡演多集中亚洲(注:根据报导,2018年周杰伦、张惠妹的巡演在亚洲城市分别占了9成、8成),台湾的独立乐团走得更远,他们不受收益多寡、乐迷族群的限制,也更愿意到不同地区演出。2019年,落日飞车预计扩大巡演规模,前往更多欧美城市演出,也将登上日本“富士摇滚音乐祭(Fuji Rock Festival)”,这个亚洲关注度最高、被称为“所有玩乐团的人都想要登上的梦想舞台”。

资深音乐广播主持人马世芳2018年10月在部落格中如此写道:“若你10年前告诉我,将有一支台湾独立乐团,玩AOR(成人抒情摇滚)路线,全部唱英文歌词,却能横扫中港日韩印度尼西亚,扩及欧美白人世界,一年唱100场巡演,包括大型音乐节的大舞台,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落日飞车居然做到了。我以为,落日飞车这两年征战世界的经历、累积的心法,意义不下于10多年前五月天率先建立了中国大型巡演的支持系统,这是替台湾同辈音乐人打开了另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唱着英文,却让人觉得“特别亚洲”

在新北市板桥一间小咖啡店的二楼阳台,落日飞车主唱兼吉他手曾国宏戴着黑框眼镜、鸭舌帽,像邻家男孩,有着“宅酷宅酷”的人物设定。“我平常很喜欢看一些有的没的,想一想事情,写一写歌,就是超级宅,”他说。

落日飞车其实不年轻,包含曾国宏在内,多数团员们都已年过30岁,玩团超过10年。

经过休团沉潜、团员各自活动,2016年落日飞车重组发行EP《金桔希子Jinji Kikko》,乐风从车库摇滚转向70年代成人抒情摇滚,透过网络,意外地开始收到来自世界的演出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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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飞车在印度尼西亚演唱会现场准备彩排。(摄影/林俞欢)

这几年,他们在欧美演出现场,台下清一色都是白人。“在泰国表演结束后,有人过来跟我们开玩笑说,他以为会看到一群很老的白人,没想到是一群年轻的台湾人!”曾国宏笑说,虽然用英文写歌,感觉和台湾脱节,但很多欧美听众却告诉他,落日飞车音乐的细节和元素拼装起来“特别亚洲”,有一种“在看日本动漫、王家卫电影的迷离感”,就像一艘大船即将开进充满浓雾的东方港口。

“他们(乐迷)觉得好怪喔!(歌词)都听得懂,可是真的没有人这样唱英文歌,像是〈My Jinji〉,他们可能不知道Jinji是什么,是一个名字?一个台湾团?我写的歌对他们来说很有想象空间。Jinji是关于爱人、自己在乎的人,于是大家能把自己的故事放在里面、产生认同,”曾国宏也指出,落日飞车其中一首歌〈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虽是十足的台式英文,欧美乐迷却为这样的文法与叙事着迷。

深受欧美摇滚乐影响的落日飞车,反攻西方摇滚乐发地;而如同落日飞车,走出去的新一代独立乐团,同时也走进中国一线和二线的城市里,成了酷的象征。

*茄子蛋:撩翻两岸的台式浪子情怀

在中国某个小吃店里,手机直播了一群男人的醉态及凌乱歌声。他们操着不太标准的闽南语,接力合唱去年最火的一首台湾流行歌,“烟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干!请你要体谅我~我酒量不好卖给我冲康!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都老,带某子逗阵~浪子回头!”

这首台湾乐团茄子蛋的〈浪子回头〉,是2018年独立音乐圈最传奇的故事,不仅红遍台湾,更在中国掀起巨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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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蛋是台湾近期人气与创作极具爆发力的乐团。(摄影/林俞欢)

〈浪子回头〉MV从2017年上线,已在YouTube上累积超过6,600万次点阅;中国年轻人流行的“抖音”上,同名话题被提及近5亿次,不只年轻男女、选秀歌手争相翻唱,还有中年大叔在微博感慨发文:“这首歌唱出多少人的心声。”

即使听众有不同的诠释,但〈浪子回头〉真实吐露了茄子蛋主唱黄奇斌21岁时的迷惘不安。黄奇斌解释,那年朋友们准备出社会,有人要考研究所,有人出国念书,在得为自己人生做决定的时刻,继续玩音乐总有些忐忑。

“那首歌的初衷就是跟朋友的约定,大家散了之后,可以带着自己的家庭来聚聚,喝个酒、抽个烟⋯⋯,但我其实现在不喝酒也不抽烟了!”黄奇斌回忆,2013年从政治大学广告学系毕业前夕,他在校园小型音乐节舞台上,和前团员们、台下混了4年的朋友们,最后一次合唱了〈浪子回头〉。

包括黄奇斌在内,没人能料到〈浪子回头〉的爆红。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年中国听众心中,台湾乐团不再只有五月天、苏打绿。中国大型音乐节里,乐迷除了期待周杰伦、蔡依林,更想听到一场草东没有派对、落日飞车、茄子蛋、Deca Joins等台团的演出。走进中国二线城市Live house(小型音乐展演空间),演出名单长长一串是台湾乐团,有如置身台北。

*触动中国及东南亚的城市青年心

根据中国自媒体“湾湾独立音乐速报”统计,2018年就有80组台湾独立音乐人到中国巡演,跑得最勤的团,一年演出超过40场。在中国,台湾乐团一趟巡演至少7、8个城市起跳,最北到达哈尔滨、沈阳,不少乐团创下场场售罄、一票难求的成绩。

中国二三线城市与中产阶级兴起,不仅带动90后青年的文化消费(注:根据“中国音乐产业报告”,2017年,中国现场娱乐消费58%由90后青年创造,其中95后就占了20.6%。“90后”意指1990~1999年出生的人),也让中小型音乐场景蓬勃发展。根据“2018中国音乐产业报告”,2017年中国Live house表演多达1.2万场、票房收入为1.25亿人民币,较前一年成长30%,是增长最快速的展演类别。台湾独立乐团纷纷前往中国演出,也因为登上当地选秀节目获得更多媒体曝光。2018年,“傻子与白痴”乐团主唱蔡维泽拿下选秀节目“明日之子2”冠军,打响了台湾乐团名号。

落日飞车在中国最出名的一场演出,是南京巡演时,一名女孩上台向喜欢的女孩告白,甜腻腻的过程被乐迷录像上传,在微博被转发了上万次,“爱情就是落日飞车”的称号不胫而走。

不少乐评指出,落日飞车、Deca Joins、Angel Baby、The Fur.等台湾乐团共通出一种“台式新浪漫”风格:浪漫、软绵、Chill(冷静放松);落日飞车更被认为是台湾近年“City-pop”复古乐风的代表乐团之一(注:2010年后,City-pop在当代乐坛掀起巨大潮流,世界各地音乐人都对这个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输出的流行音乐极感兴趣。此乐风受到西洋音乐影响,音色时尚、旋律抓耳,大量描绘了日本80年代都会男女恋情及新兴娱乐活动)。

相较于欧美当代年轻人藉此乐风追忆逝去的、超现实的繁华年代,中国及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城市青年,则身处于City-pop乐曲所描绘的现实之中: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提升、各种娱乐消费接踵而至。

在印度尼西亚,落日飞车的歌迷来自新兴中产阶级,一张25万印度尼西亚盾(约新台币600元)的音乐节门票价格不斐(注: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为例,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资为335万盾(约新台币7,790元)。印度尼西亚约有4成民众生活在穷困中,他们的收入只游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设定的贫穷线(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33万776印度尼西亚盾,约22.6美元)边缘)。“年轻人可以拥抱西方、亚洲、非洲的音乐,这样的音乐场景是你在苏哈托(Suharto)揽权的90年代所无法见到的,”前印度尼西亚滚石音乐杂志记者文蒂.波兰多(Wendi Purtranto)解释。

但物质与消费主义过后,更是手足无措与虚无。对当代年轻人来说,世界是“前人们都说过、也做过了”的拥挤与无处可走。

*为什么红?写出“厌世代”的无处可走

有中国评论认为,落日飞车和近年几个较受关注的台湾乐团的流行,都呈现了两岸青年对改变世界的无力感,一者是“挣扎后的疲惫”,一者则是“无法挣扎的困窘”,歌颂“小情小爱”的歌曲反而呈现一种“远离政治,描述个人生命,既然什么也做不了,那就写出我什么也不想做”的微弱抵抗。

流行音乐仍刻画了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无论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厌世颓丧、茄子蛋的浪子情怀、落日飞车领军的“台式新浪漫”,都表现两岸及东亚年轻人的状态,他们放弃文以载道、对世界高举宣言式的对抗,而是回到个人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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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台湾独立乐团的创作,切中亚洲年轻人与厌世代的心境,引起跨国共鸣。(摄影/林俞欢)

曾国宏并未将自己贴上City-pop或这波“台式新浪漫”的标签,他认为落日飞车的音乐风格难以定义。但在一则访谈中,他曾提过落日飞车的乐迷是“厌世世代的极端”,比起反抗,不如“徜徉在太宰治的酒池肉林中”,他们以不抵抗作为“抵抗”,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

于是,落日飞车的音乐虽然没有直接传递对社会的不满与厌倦,却隐含了曾国宏和他同辈人所处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台北有一种比较扁平的感觉,大家都很像,周遭的朋友们都有一个梦想:想当艺术家,或是一个音乐人。但大家看起来都一样成功,也一样失败,经济环境没有很好,也绝对饿不死你,整个城市提供一种稍微舒适、但永远无法突破困境的感觉。5年过了、10年过了,你的梦想还在那,但它没有离你更近,也没有离你更远。我很希望把这个状态,我认识的台北、这种气质放在我的音乐里。”

*后唱片工业时代的DIY精神

这两三年,包括草东没有派对、茄子蛋、落日飞车、大象体操、拍谢少年等台湾乐团都选择离开舒适圈。他们陆续成立公司,用自己的方式,玩一个乐团、做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用“自己最喜欢的事”养活自己。

专长独立音乐、媒体文化研究的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简妙如指出,这是台湾流行音乐10年来最大的成就——在传统唱片产业之外,这群在台湾各城市角落玩音乐的人,创造自己的音乐生产、商业机制与文化生活,建立了新兴的独立音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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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风深受网络及全球化影响的大象体操,努力经营10年,走上“创业”路。(摄影/林俞欢)

 

简妙如解释,台湾早期独立乐团仍寄望被唱片公司挖掘,2000年后主流唱片圈兴起一波“乐团热”,但这些风格、价值各异的乐团,透过唱片公司考虑市场定位、销售成本后重新定义、包装后,往往失真,“唯一成功的只有五月天,”她说。

“如果去听1998年角头唱片出的合辑《ㄞ国歌曲》,里面收录五月天〈轧车〉,阿信的声音根本是糊的、淹没在乐器里面,再听他们在滚石出第一张专辑的〈轧车〉,就是主流唱片的作法,Vocal一定拉出来,让你听清楚怎么唱,才能够在KTV里唱,”简妙如解释,五月天的成功,仍经过传统唱片产业的质量校准以及营销精算。

但如今,草东没有派对已经证明了,独立乐团不用花到过去唱片公司动辄百万的制作费(注:据简妙如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主流唱片公司的专辑制作费约200至500万元,但独立音乐一张专辑制作成本,大概只要10至20万元便可完成,也有低于10万元以下者),一样能做出具质量、受到肯定的作品。“第一个成立公司的就是草东,他们申请到(文化部)补助30万元,但他们把专辑做到很好,2015年他们在独立音乐圈已经很红了,专辑出来就销售一空,卖超过3万多张,完全比主流唱片好”。简妙如说。

DIY一直是独立乐团的重要态度。1995年野台开唱、2000年海洋音乐祭便要求乐团缴交音乐demo带才能报名,训练了乐团独立于唱片产业之外的能力。2007年行政院新闻局(后纳入文化部)更透过樂团出版补助政策,协助非主流的音樂錄制出版(注:文化部硬地音乐补助,分为录制补助与营销补助,前几年补助金为30至50万,而2017年则将补助项目再细分为3首歌的EP类,以及歌曲数6首歌以上的专辑类,其中EP补助上限20万,专辑补助上限则是到80万)。据简妙如研究调查,2007年台湾发行的主流华语唱片专辑是890张,2008年则是785张。但从2007年开始的樂团补助政策,每年都有约200个樂团提出申请,创作力惊人。

*从玩团到创业,十年有成

政府补助支持下,这些乐团也迎来了他们的10年熟成。“从2007到2017年已经10年,他们有些人已经超过30岁,有一个关卡,以前他们有学生身分,一半打工、一半玩⋯⋯,现在这里很多人决定创业,有人经营空间、独立唱片行,比较闯出名号的团,他们发觉(自己)真的可以靠音乐维生,”简妙如说。

“我觉得(成立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跟家人交代自己在干嘛,会让你的家人知道,你现在好像是在创业,没有领到很多钱也是正常的,”大象体操吉他手张凯翔说,做音乐常被认为是在玩,而非认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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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职业化后,迎面来自世界的听众、市场,得持续精进创作,同时务实地生存下去。(摄影/林俞欢)

玩数学摇滚(注:80年代后期萌芽的摇滚风格。曲风大多混合噪音摇滚、后摇滚、前卫摇滚、电子音乐等。其特点之一是编曲复杂,经常使用不规则停顿或开始、不自然节拍结构。一般摇滚乐都以4/4拍作歌曲结构,而数学摇滚则频繁使用不对称节拍,如7/8拍、11/8拍、13/8拍,并于歌曲中交错换拍,让听众有错乱的诡异感觉)、器乐摇滚的大象体操,确实“玩”得很较真。大学毕业后,兄妹档吉他手张凯翔、贝斯手张凯婷跟鼓手涂嘉钦便搬回家乡高雄,他们将外公的老房子改建为工作室,除了练团、录制专辑,他们也一手揽下唱片发行、版权、巡演、宣传、财物等大大小小的工作。随着业务增加,各项支出都得开发票,大象体操决定成立公司,目前他们三人都成为领固定薪的“员工”。

大象体操的乐风深受网络及全球化影响,他们三人最喜欢的团是日本后摇滚乐团“toe”。藉由网络,他们也有了新的传播空间,一首歌抵达他们想象不到的世界角落,并且产生共鸣。

“我们各种平台下面都会有人留言,像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孟加拉国?”今年3月,大象体操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近10个美国城市演出,而且门票场场售罄。前阵子他们去菲律宾音乐节演出时,发现当地乐迷竟会唱出他们乐器的旋律。

即使不断笑称自己是“怪团”,大象体操也凭借其音乐实力,近两三年在欧美日本累积了不少听众。

如今,即使再小众的乐风,台湾的乐团都能在世界的角落,找到足以支持他们的乐迷。

*新挑战:没有前例可循的未来

“没有任何一个唱片公司可以做出摇滚乐、伟大的摇滚乐团,摇滚乐是这个时代的东西,是这个社会、城市里的生活创造出来的价值观和审美,形成了能量跟作品,”简单生活节创办人、现任“中子创新”执行长张培仁说。

2001年张培仁离开滚石唱片,2006年创立“StreetVoice(街声)”,提供独立音乐人将作品上传分享的网络互动平台。2018年StreetVoice在台湾和中国的会员逼近百万人,不只用户数,上传新歌曲的数量也成长惊人。张培仁认为,独立音乐人正在产出好的作品,提供音乐产业复兴的能量,并带来一个转折点。此时,这些年轻的独立音乐人都在面对没有前例可循的未来,他们必须不断与不同专业合作摸索,更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

“玩一个乐团,不要说职业,讲大一点,做为一个志业好了,做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想永远的做,不是说永续经营,而是把你的生命奉献在音乐里面,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从雅加达回程台北的飞机上,曾国宏说自己仍会感到焦虑。音乐对他来说,从最纯粹的事情,正变成一件最不纯粹的事情,而且多数时候,已经渐渐变得不太好玩了。

乐团发展得愈具规模,愈显得这些原由唱片公司专业分工的业务有多么精细庞杂。落日飞车就曾经因为版权没处理清楚,发生表演时必须“付钱买自己作品的演唱权”的状况。近期,他们公司也多找了两名律师专门负责相关业务。

*务实过后,专注于“怎么让音乐更有趣”

这次演出,落日飞车只在雅加达停留了3天,飞回台北已是晚上,又得赶着搭高铁去高雄的“大港开唱”音乐节演出。

“有几次我真的在起床要赶飞机、洗澡的时候,都快哭出来,干怎么这么累啊?真的太累了吧?但很累就会唱很烂,观众就会很直接地失望,自己该用什么心态面对巡演?”曾国宏说,团员们都曾陷入一种存在的问题,明明在做以前以为很酷、很好玩、最喜欢的事,却又感到疲乏,但只有过了那关,才会切换至更成熟、更全面的视角。

对落日飞车、或这一代台湾乐团来说,做音乐一直都是他们最热爱、最好玩的事。音乐曾经无关商业,没有金钱介入,没有工作规范的该与不该,但如今,乐团职业化后,他们迎面来自世界的听众、市场,他们得持续精进创作,同时务实地生存下去。

“有一天,飞车继续照这个步伐前进,可能也会像一个流行乐团。但流行的定义是,当很多人喜欢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我们认为美的、好的事情放在作品里,扮演一个好的沟通。我不认为流行文化庸俗,(流行音乐)要玩得很有艺术性、很美,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高⋯⋯在这个过程里,让我们的音乐变得更有趣,还是更无聊,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曾国宏说。

曾国宏已经不再是去“地下社会”(注:地下社会是台北历史悠久的Live house之一,2012年因师大路居民抗议和法规问题歇业)鬼混,随便揪几个朋友,可以马上组一个新团的20岁男孩。他每天睡前都有一些要烦恼的功课,偶尔把最爱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著作《文化工业》拿出来看;隔天,团员可能还是会睡过头。

但他总有办法找到他们家钥匙,把几个人挖起来,赶上一班航程漫长的飞机,飞往下一个舞台。

We’re feeling fine,
我们感觉很好

Just getting old.
只是在变老了

It has been fun,
一直以来这些都很好玩

Always been fun.
都很好玩

We’re dreaming home,
我们在想家了

Oh we’re getting lost.
喔,我们都迷失了

——落日飞车〈10-Year-Taipei(matured’17)〉(十年台北/2017熟成)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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