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宣布对新疆穆斯林授予难民身份

瑞典政府18日宣布,“给予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庇护申请人难民身份”。

但香港英文网络媒体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引述瑞典移民署强调,不是每一位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都在新疆居住过或者拥有中国公民身份,因此移民署将对每一位申请者进行背景调查。

另外,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个人不一定会被授予难民身份。

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自2017年4月开始,约有100万新疆穆斯林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中,接受爱国爱党的洗脑教育。大批因父母受任意拘押的儿童被强行带走,安置在国营孤儿院。中国政府的做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责编:韩洁)

学者:中国对新疆“反恐”问题更关注领土分裂

针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新疆问题白皮书”,本台记者希望邀请到非政府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探讨中国当局在所谓的新疆“反恐”问题上的真正目的所在。

记者:新近发布的中国官方“新疆问题白皮书”共分七个部分,而第一部分首先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似乎显示,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所谓反恐,其实更注重于领土分裂问题。

伊利夏提.哈桑: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反恐白皮书”中特别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点,是因为在它把超过两百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关押进集中营后,东突厥斯坦的问题现在已变成了国际问题。同时,目前旅居海外的许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等都团结起来,向世人揭露中共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而各国的汉学家、突厥语学家等诸多学者也开始为被迫害的新疆穆斯林人发声,并要求重新审视中国有关新疆的虚假历史等。

这一切都使中共当局感到害怕,所以要特别在这份白皮书中重新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只能说明他们心虚。

王军涛:实际上,恐怖主义对中国政府来说向来是占第三位的。在新疆问题上,对它来说最重要的威胁来自于分离主义者,然后是极端主义者,再次才是恐怖主义。中国政府把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等当地人希望拥有更多的自治和宗教自由等正当的诉求,当作分离主义势力来对待。而极端主义更是很难界定,一些人在宗教问题上可能是原教旨主义者,难道这能被看作是极端主义吗?此外,你要说他们的信仰是极端主义,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谈谈,中共宣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也是极端主义?他们更担心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而中国当局谈恐怖主义,只不过是借国际反恐斗争来粉饰自己打压穆斯林人的做法。

记者:白皮书还专门提到,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这是哪儿来的?你们怎么看?

伊利夏提.哈桑: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试图篡改历史的企图。中国自己的诸多突厥历史研究学者都已肯定,维吾尔人是突厥这个大部落的一个分支。该白皮书还谈及历史上突厥民族之间的一些冲突和唐朝的介入,以此来说明是唐朝把维吾尔人从突厥人那里解救出来等。这是中共分而治之、分裂突厥各民族、煽动仇恨的一个伎俩。

王军涛:关键在于,这个问题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无关。中国当局的反恐白皮书原本目的是解释它在新疆所谓反恐的一些措施,但却扯了一些有关民族渊源的话题,这进一步显示了它更担心的是分离主义力量。哪个民族源于哪里跟反恐毫无关系。

记者:中国政府这些年来的极端反恐措施,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营”说成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似的设施。那么,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否会导致中国政府改变在新疆的政策和做法呢?

王军涛:我认为中国政府只会做一些表面的改变,例如,可能会改善那些“再教育”设施的条件等。但在实质上,尤其是当它觉得政权稳定受到威胁时,它绝不会让步,它还会继续在新疆进行打压。

伊利夏提.哈桑:中共不会改变它的镇压政策,只会粉饰它。它现在把被关押的人分两组对待,一部分是可以被打垮的那些人。这些人被关押一段时间后放出去,但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像机器人似的;而另外一些不屈服的人,继续被关押着。此外,据我了解,当局已把50万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回族人押送到新疆以外的诸多省份,例如甘肃、河南、河北、黑龙江等。也就是说,中共是不会改变在新疆的打压和迫害政策。

记者:以上是非政府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就中国官方新疆反恐白皮书所做的讨论。

(记者:希望;责编:寇天力) 网编:郭度

谷歌公司否认协助中国军方

美国互联网企业谷歌公司17日发表声明,否认谷歌公司与中国军方合作。

之前,美国一位军方将领指责说,谷歌公司在中国的运作,间接协助了中国军方。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他的推特帖文说,谷歌帮助中国而不是美国,这非常可怕。

谷歌公司17日发表声明回应说,谷歌公司和美国政府有全面的合作,包括美国军方部门,但没有和中国政府合作。

责编:石山

形形色色的黑监狱(上)(滕彪)

2003年3月20日,大学毕业到广州打工的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毒打致死,这一悲剧经《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引起强烈反响。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国务院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但由于它承担了社会治理的功能,加上权力缺少监督,在实践中很快被异化:盲目扩大收容遣送对象,滥用暴力和酷刑,疯狂索取钱财,收容遣送站成为人间地狱。2001年《立法法》出台后,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而不能由国务院制定法规,收容遣送制度因此违宪。孙志刚事件后,我和许志永、俞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公开信,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经过各界的努力,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收容遣送制度是中国形形色色的“非司法监禁”措施中的一个。所谓“非司法监禁”,就是公权力部门未经司法审查(法院审判)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方式。它违背当代宪法原则,被所有法治国家所禁止。

在中国,已经被废除的非司法监禁措施,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外,还有收容审查制度(1997年被废除)、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被废除)等。劳教制度存在58年,受其摧残的人不计其数,包括大量右派知识分子和法轮功学员、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和著名维权人士曹顺利等。2010年曹顺利第二次被劳教,我作为她的代理律师,发表代理词建议法官抵抗劳教恶法。甘肃戈壁滩里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从1957年至1960年底,关押了近3000名“右派”,最后仅剩下三百多人。2013年曝光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情况同样骇人听闻。

此外还有“强制留场就业”,即劳改或劳教期满之后强制体力劳动,名为安排就业,实际上就业场所往往就是原先的劳改或劳教场所,没有人身自由,形同监狱,俗称“二劳改”。

仍然在使用的非司法监禁手段还有不少。比如,本次全国人大正在讨论的收容教育制度。收容教育制度针对的是卖淫嫖娼行为,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其违反宪法的道理和劳教类似。卖淫嫖娼并非犯罪行为,但关押半年到两年比一些犯罪行为的处罚还重,实践当中更是存在滥用权力、任意羁押、酷刑、行贿受贿等现象。

另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是“双规”,这个词出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第二十八条:“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听起来不痛不痒,实际上“双规”是令党政官员闻风丧胆的超级法外监狱和酷刑中心。媒体报道的双规期间官员自杀的案例,绝大多数是“被自杀”,也就是酷刑导致被关押人死亡后再制造出“自杀”假象。“双规”是中共党纪践踏国法的典型体现。2018年“双规”改成“留置”之后,除了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之外,没有本质变化。

中国政府一直滥用精神病院强制收容,把一些完全没有任何精神病的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异议人士王万星因为1992年到天安门广场打标语,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关押十三年。邓玉娇、安徽异议作家吕千荣、杨佳的母亲等都被关过精神病院,民生观察编写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群体录》收录了大量这类案例。2018年7月向习近平像泼墨的女孩董瑶琼,目前仍被关在湖南株洲市一所精神病院。

此外,强制戒毒、收容教养等,因为没有司法的审查程序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都是非司法监禁的例子。有些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并没有剥夺自由的内容,但实际执行中被滥用、异化成黑监狱。比如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产生的“社会救助管理站”,本来是给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救济的场所,但实践中也几乎变成了强制关押场所。2004年我曾经卧底混进北京朝阳区救助管理站,住了三天两夜;我发现,除了偶尔有丢钱包的外地人主动接受救助之外,没有任何人是自愿进救助站的!里面有残疾人、轻微的精神病人、上访者、拾荒者、流浪卖艺人,全是被抓进去强行关押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西藏抗暴与一国两制 贸易战是战还休? | 中国热评 (2019/03/15)

今年是西藏民众反抗中共暴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整整60周年。60年间,中共当局在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成功实现对内维稳之后,新疆、西藏地区却反而集中针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甚至人身自由,进行了高压管控,这其中原因究竟何在?而以所谓反恐、反分裂为名的民族压迫,能否维系共产党长治久安?民族问题又终将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与此同时,面对美中贸易对峙,中国今年头两个月的工业增速跌入17年新低、进出口明显下滑、失业率攀升,以经济标榜合法性的共产党政府,究竟正面对那些躲不开的困境?而在特朗普一番不急于结束的谈判面前,美中贸易战又到底是欲战还休?

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夏业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  王军涛;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  李伟东,与您探讨一下这些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