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 : 北京反对修改香港反贪条例

鉴前香港前任两任特首梁振英、曾荫权,均被质疑在任期间涉及怀疑贪腐行为,但由于现时的防贪条例并未涵盖行政长官,所以舆论一直向政府施压,希望可以修改法例,令到在任特首也跟平民一样,面对法律规限。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曾,原本向北京提出收紧本港的反贪法例,确保所有给予特首的礼物和利益皆非受贿所得。报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回应,指北京认为以此作理由修改现行法例是不能接受:“北京的立场是特首由中央政府任命,北京不能接受透过本地立法,成立委员会来审批特首可收的利益。”消息人士又指,北京担心特首会动辄受政治引起的指控(politically motivated accusations),而被控违法。

报道指,林郑上任后有向主管香港事务的北京官员分享修例建议,其后获告知北京是反对的。林郑月娥2年前参选时承诺,研究将防贿条例扩至规管特首。

港府回应: 有关修例仍有待深入研究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上周接受议员质时,被质疑政府针对《防止贿赂条例》第3条的修例工作为何至今未有进展,他当时回应指,有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法律和宪制问题,尤其特首在基本法下有独特地位,故需深入研究,但他强调,现有的防贿条例中,有若干其他规例足以规管特首在投标、交易、索取其利益、管理来历不明财产等方面的行为,对特首行为的规管并不存在空隙。

责编: 胡力汉

地质大学书记校长等拜望温家宝

温家宝母校地质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等校方领导,近日到前总理温家宝家中拜会,校方消息指,他们向温家宝汇报了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情况,及马杏垣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进度。

温家宝对学校的学科发展等提出了建议,他说,地质学应扩大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不应局限于地壳或岩石圈,还应当向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等方向拓展,使这门科学不断发展壮大,像气象学等学科就应该有地质学家的一席之地。

他说,学校不宜办得太大,别的学科也要发展,但主要精力还应多关注地学,这是学校的传统,也是学校能够出成果、出成就的地方;学校应加强对校史的研究,挖掘整理建校初期老一代科学家的事迹经历,以影响和启发更多的师生;他还结合自己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时的经历,鼓励青年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树立科研意识、加强文学功底的培养。

 

责编:胡力汉

新疆三问之一: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并不准确?

尽管中国人常说 “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如果真是如此,恐怕就不会有“新疆”这个名字了。新疆问题远比其他任何中国少数民族问题都更加复杂。从蒙古大草原穿越新疆,到中亚地区的这块广袤的土地,曾是突厥人世代数千年居住的家园。历史上,“突厥”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个突厥游牧民族祖先的总称。与作为后来迁徙到这个区域的汉民族相比,他们对新疆的认知有着天渊之别。

汉唐驻军

自秦汉开始,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内地的王朝与突厥民族大多都在争战状态。由于突厥从北部对中原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汉唐两代,分别在抵抗突厥的过程中,采用同样的军事策略,即驻扎西域,以切断突厥进攻中原的命脉,因此在今天的新疆地区驻军。中国官方常常称新疆从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但这样的说法没有得到过历史学界的肯定。更多的说法是双方仍旧各自独立,并没有主次之分,中国的疆域并没有因为驻军而得到扩充。

米华健:地图上有过这些标记,它们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比方说,新疆北部的一些前哨在此期间仅维持数十年或者更短时间,体现了中原驻军与各个游牧群体间时断时续的战争。

这位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史学专家米华健教授,他与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肖恩.罗伯茨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新疆问题的权威专家,在新疆历史和社会问题上都进行过透彻的考察和研究。

米华健:其实,唐军中的许多士兵本身就是游牧民族,他们自己就是突厥人。 事实上,今天新疆的维吾尔人说突厥语是因为他们曾被唐军调动。 所以唐朝实际上帮助了新疆地区的突厥化,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

即便是短暂的驻军,也在唐末安史之乱之后全面撤出。从八世纪往后的一千多年左右时间里,中原与西域几乎断绝往来,维吾尔民族本身则经历了从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以及叶尔羌汗国几个朝代的变化,足迹遍布蒙古草原至中亚地区,创造出自己辉煌的文明。

清朝西征,新疆建省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朝鼎盛时期,满清帝国才发现北部蒙古的准格尔汗国,透过西域地区,与西藏连成一片,一旦形成联盟,将对中原形成半面包围之势。

米华健:因此,对康熙皇帝及其继任者雍正和乾隆皇帝来说,控制这些地区,控制蒙古人的忠诚度,控制藏传佛教徒的忠诚度,变得非常重要。

平定准格尔之役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七十年,终于在乾隆年间大获全胜,一举在天山南北“拓地二万余里”,并将这一地区改名为“新疆”,意思就是“新的疆域”。中国史书将此记载成乾隆帝的丰功伟绩,列入乾隆帝“十全武功”之首,但基本不提新疆本地百姓对清朝政府的抵抗。

罗伯茨:在这个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实际上遇到了很多当地居民的抵抗。在被占领100年后,当地居民甚至将清朝完全赶出了这一地区。 大概持续了30年。 之后,清朝在19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从那时起,你所看到的这一地区就跟现代中国对这一区域的概念联系起来了。

1884年,光绪帝在新疆建省。因此,所谓新疆“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最多也就是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不仅时间不长,而且怎样定义“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极具争议。现代的中国政府当然认为清政府与新疆的关系“不可分割”,但维吾尔学者则普遍认为新疆依然处于殖民下的相对独立状态。抛开双方的民族情绪,西方学者的看法是在分析清帝国与本地政府的关系和特点,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之后做出的评判。

罗伯茨:在19世纪后期清朝重新控制这片土地的第二个时期,你所看到的更像是发生在欧洲国家的典型的殖民主义。

米华健:如今,如果你说新疆是中国的一处殖民地,或者说它是清朝的殖民地,那会被视为对中国的攻击。 (中国政府)经常宣称这是外国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政治手段……请记住,在当时,“殖民主义”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 那是所有列强们试图去做的事情。

罗伯茨:中国政府试图在当地人口中推广汉语,试图将他们纳入官方系统,比如让他们参加考试等等,但是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很成功。

民国时期东突两度建国

从清政府,到民国时期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军阀政府,再到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府,直至20世纪初,对新疆的统治在各大势力之间游移,对本地人造成极大困扰和伤害。一百多年间,维吾尔人反压迫,要尊严,大大小小争取本民族独立的运动不下几十起,从未放弃。

1933年,维吾尔等突厥民族反抗军阀,在新疆南部第一次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然而几个月后就被苏联协助下的军阀消灭。1944年,斯大林提供政治和武力后盾,支持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各族人民独立,在新疆北部再次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次,东突共和国建立起了完整的政府和军队,设维吾尔语为官方语言,拥有自己的货币,并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罗伯茨:(东突共和国)独立于宗教,很世俗化。第一任总统虽然是穆斯林神职人员,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但他还是由当地居民推选。 那个时候伊犁附近一些地区与苏联关系很近,民众对苏联很有好感。

中共建政,新疆真的是被“和平解放”的?

但由于二战后,斯大林急于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新中国修好,很快将东突共和国拱手相让。

米华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成功,这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苏联在新疆北部和外蒙古的影响都很大,苏联让蒙古独立成为它的卫星国。但苏联对新疆的算计略有不同,斯大林决定让它退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下。

中共对这段历史称作“三区革命”,宣传口径是:“三区革命是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为新疆和平解放创造有利条件。” 但同时,国民党控制的南疆还在与斯大林支持的中共进行殊死抵抗,并渐渐败下阵来。

米华健:蒋介石此时已经逃到台湾,在那里他告诉他的将军们,要与“共匪”战斗到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人。 驻守在新疆的国民党将领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他们逃往印度。 但是当然,所有士兵都被留驻在了新疆。

中共占领整个新疆地区,安顿国民党余下的十万残兵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米华健:这十万名士兵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批人。他们定居下来成为农民。 当中主要是男性,没有汉族女性。 因此,在50年代很快发生了一场运动,让他们找到妻子,以便安定下来。 许多妇女从上海和华东地区被征召过来,成为这些国民党士兵的妻子。

很快,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和平解放”新疆。但是,新疆真的是被和平解放的吗?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八月,东突共和国核心领导人以及各方愿与中共合作的人士一同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与中共谈判。

米华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被召往北京参加会议。 他们都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罗伯茨:大多数领导人本应去见毛泽东,但飞机坠毁了。大部分东突共和国领导人在这次空难中死了。

米华健:东突共和国领导班子的死因,至今是个谜。

东突共和国领袖无一生还,政府瞬间瓦解。赛福鼎. 艾则孜签字,不提任何独立或是关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将主权完全移交中共。东突的民族军被改编为解放军,将领被解职。赛福鼎本人被中共尊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也被维吾尔人当作卖国求荣的叛徒。

新疆问题真正是由来已久。正如作家王力雄先生所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有些维吾尔人至今坚称这片土地是“东突厥斯坦”,而不愿接受“新疆”称 谓,因为他们依然坚持着对自己家园的守护和抗争。这些人被中共称为“疆独”。

隔着千年风霜,维汉恩怨本就扑朔迷离,太多的情绪、太多的政治卷入其中,彼此有太多误解。再加上中国政府有意的屏蔽,学者不明究里的解读,让无知者恐惧,被当权者利用,为维汉矛盾的加剧深深地埋下种子。

 

历史顾问:Nabijan Tursun, James Millward, Sean Roberts, Alim Seytoff, Mamatjan Juma

总监制:曹郁芬, Min Mitchell

中国高铁表面风光背后债务沉重

到中国大陆乘坐过高铁的,无不赞叹中国高铁的成就,但细看背后的营运数据,才知道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这代价很可能会延续至往后数代。

北京交通大学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早几日在财新网发表长文,列举了中国高铁项目的具体经营数据。

赵坚指出,截至2018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达2.9万公里。人们通常只看到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的世界第一和高铁的快捷,却对事件的另一面——高铁债务和运营亏损的世界第一,及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视而不见。赵坚预言,以高铁目前的财务状况,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金融的“灰犀牛”,即巨大的金融风险。

高铁票务收入连利息也还不起

赵坚指出,中国高铁主要靠债务融资,大规模高铁建设导致中铁总(原铁道部)的负债也从2005年的4768亿元,猛增到2016年的4.72万亿元。中铁总对高铁的收支状况严格保密,但从其公布的负债和客运收入数据,可得出如下判断:即使不考虑高铁的运营成本,高铁的全部运输收入尚不够支付建设高铁的贷款利息,该判断的依据如下:

2016年底中铁总的负债为4.72万亿元,其中至少3.3万亿元是建设2.2万公里高铁和购置动车组的投入,按4.75%的利息计算,每年应支付的贷款利息为1568亿元。而中铁总2016年的客运收入为2817亿元,铁路客车保有量7.1万辆,高速动车保有量20688辆,普通铁路客车的数量是动车数量的3倍以上。假设普通铁路客车的客座利用率与高速动车相同,由于高铁票价是普通铁路票价的3倍左右,可以认为铁路客运收入的50%是既有线列车的客运收入,高铁的客运收入仅为1409亿元,还不够支付贷款利息。中铁总已经要靠财政补贴和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

虽然中铁总的客运收入在2018年上半年达到1693亿元,全年或达3400亿,但截至2018年9月,中铁总的负债已高达5.28万亿,再考虑地方政府投资建设高铁的债务(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已经形成巨额高铁债务或引发国家的金融风险。

 

大部分高铁线没有经济效益

 

目前,除京沪、京广通道上的高铁运输能力得到较高利用外,其他高铁项目的运能大量闲置,存在严重亏损。例如,兰新高铁每天只开行4对高铁列车,其运输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电费,而兰新高铁有每天开行160对以上高铁列车的能力。最能反映铁路运输能力利用效率的指标是运输密度,即平均每公里铁路一年完成的运输周转量(每公里铁路创造年运输收入的能力)。

2015年中国高铁中运输密度最高的京沪高铁的运输密度为4800万人公里/公里左右,最低的兰新高铁仅为230万人公里/公里左右,全国高铁的平均运输密度在1700万人公里/公里左右。即使运输密度最高的京沪高铁,与日本东海道新干线9000万人公里/公里的世界最高密度仍有很大差距,这是因为在该500公里的通道上集聚了日本全国约55%的人口,还有4000多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为东海道新干线集散客流。日本高铁的平均运输密度为3400万人公里/公里,是中国高铁平均运输密度的2倍。中国10多年间建设的高速铁路已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半个世纪建设的高速铁路总和的2倍以上。世界各国的高铁几乎没有一条能够依靠客运收入支付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多处于亏损状态或靠政府补贴运营。世界最大规模的中国高铁网络和过低的高铁运输密度(运输收入)预示着重大金融风险。

高铁扭曲了全国交通运输系统

高速铁路不过是比较快的铁路,正因为要快,所以对高铁线路的稳定性、平顺性要求非常高,由此导致高速铁路的造价是普通铁路的2-3倍。因为要快,就要尽可能减轻高铁列车的重量,中国高铁的轴重为17吨,而普通铁路的轴重为23吨,高铁只能运人而不能运货,更不能运送坦克导弹。

因此,运输货物的重任,就转移至公路,中国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不包括远洋运输)从2005年的50%,以每年3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到2016年只占有17.1%。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货运量都在增加,公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到2016年49%的市场份额。资源总是有限的,大量投资用于高铁建设势必减少普通铁路的建设,这已经导致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铁老大”在2016年变成“铁小三”,其市场份额已经排在公路和水运之后。大规模高铁建设严重扭曲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结构。由于铁路货运能力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大量用汽车运输煤炭等基础原材料,用稀缺的石油资源运输廉价的煤炭资源,大幅度提高了物流成本,严重降低了国民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高铁造成全国货运成本不断上涨

中铁总靠铁路货运不断涨价来弥补高铁严重亏损,从而把货主赶向公路运输。由于高铁的运输收入不够支付贷款利息,只能靠铁路货运业务来补偿高铁的运营费用。为了增加铁路货运收入弥补高铁的运营亏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货运价格。因为货运需求比客运需求缺乏弹性,且高铁票价已接近飞机票价,涨价空间不大。从2004年以来经11次调整,中国铁路货运价格水平已由2004年的每吨公里0.08元逐步调整到2012年的0.1151元/吨公里,2013年的0.1301元/吨公里,2014年的0.1451元/吨公里,和2015年的0.1551元/吨公里。2004—2012年的8年间,每吨公里运价上涨了0.0351元,而2012—2015年的3年内每吨公里运价就上涨了0.04元。

某些货物的铁路运输实际价格还高于0.1551元/吨公里的水平。有媒体披露的一份环保部调研报告显示,“以从黄骅港到邯钢运输矿石为例,铁路运输全部费用约108元/吨(约0.25元/吨公里),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距离大体相当,而其全包费用仅为50元/吨(约0.11元/吨公里)。国际上铁路运价一般为0.1元/吨公里,公路运价为0.3-0.5元/吨公里,中国与国际货运价格体系正好相反”。

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2009年—2013年数据,测算出中国铁路货运价格水平是美国的1.3倍。2016年美国铁路的货物平均运价为人民币0.1816元/吨公里。大宗货物运输存在规模经济,大宗煤炭货物运输的运价一般低于平均货物运价。2014年美国铁路煤炭运输的名义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仅为0.1248元/吨公里,低于同年中国铁路货运价格的0.1451元/吨公里。而美国自1980年实施Staggers铁路法案改革后,美国铁路公司通过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运营效率获得大幅度提高,铁路货运价格不断降低,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2016的美国铁路运价水平比1981年低45%。美国铁路的货物运输价格不断下降,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货运严重依赖公路加剧空气污染

赵坚指出,铁路货运市场份额的快速下降导致大量的基础原材料要依靠公路运输,加重了空气污染。这一问题在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密集地区更为突出。柴油货车是PM2.5的排放大户,天然气卡车氮氧化物排放甚至高于柴油卡车。虽然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实行“公转铁”,2017年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仍为17.5%,比2016年仅提高了0.4个百分点。

赵坚认为,灰犀牛不同于黑天鹅,灰犀牛是大概率高风险事件,而黑天鹅是小概率高风险事件,后者难以预测,而前者往往被视而不见。地方政府建设高铁的债务则是黑箱,与地方政府的各类负债混在一起,据统计已高达18.29万亿元。2018年中国高铁的收入或能覆盖按基准利率计算的建设高铁的贷款利息,但仍要由货运收入和财政补贴来分担高铁运营的亏损。即使目前经济效益最好的京沪高铁,是用2200亿的资产创造100亿元左右的年利润,资产利润率也不到5%,与银行的基准利率相差无几。债务对应的资产如果不能创造收益,政府就只能靠发行货币来冲销债务。而这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一些人乐于夸耀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世界第一,而对高铁债务世界第一的金融风险视而不见。

责编 胡力汉

王全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四年半

法院早前指王全璋案涉及国家秘密会闭门审理,而在公布判刑后,法院的微博及内地媒体都没有公开宣判情况的照片。
维权律师谢燕益指出,王全璋被判监4年半,扣掉被拘留的日子,还有约15个月的刑期。他认为4年半的刑期,是“黑抓、黑刑、黑审、黑判贯穿全过程,将特色法治演绎到了极致”。
谢燕益又指王全璋一定会抗争到底,除提出上诉、将案件提到更高级的法院之外,他的家属现在到处上访、提出申诉,而他即使入狱,亦会是冤狱,获释后亦会提出申诉,向当局要求交代。
检察院的起诉书指出,王全璋与瑞典人达林等人合谋,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以“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等名义,组织“赤脚律师”培训,传授与政府对抗的方法、技巧,并积极向境外提供、发布调查报告,攻击中国法治和人权状况,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起诉书还指控王代理三宗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抹黑司法机关形象。

责编 胡力汉

下周关键性美中谈判 聚焦中国三大问题:技术转让 经济歧视 政府支持

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刘鹤下周将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谈判,焦点将为美国要求中国对经济政策进行三大“结构性”改变。

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星期五报道,美中贸易谈判现在来到关键时刻,双方的贸易谈判还剩一个月时间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新一轮关税升级。

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晚宴上启动谈判以来,两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即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以缩小美国贸易逆差。但这只是两国经贸紧张关系中的次要方面。美国要求中国对其许多经济政策进行“结构性”改变,包括攫取美国知识产权、歧视美国公司,以及北京对某些行业的大肆政府补贴。报道说,如果这些问题在今后一个月内不开始处理,很难想象美方会签署任何协议。但对北京来说,除非基本放弃当前的中国经济模式,则几乎不可能满足美方的要求。

责编:吴晶

放眼人工智能:美高校应与华为合作?

华为等中资公司近年来与美国高校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一系列的合作。这有利于科技进步,还是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WU)日前举办的有关人工智能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此向本台记者表达不同观点。

据路透社1月24日报道,尽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弃用华为视频会议系统,但该校不打算改变任何与华为的研究合作。华为自2016年起,与伯克利展开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合作,双方还在无人驾驶、增强现实、无线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

路透社报道引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言人丹•莫古洛夫(Dan Mogulof)说,伯克利并未参与涉及商业机密的研究,只参与研究结果能够公开发表的合作计划,而这类开源研究不受联邦监管规范。 

华为等中资公司和美国高校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合作,会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是否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美国政府问责局首席科学家兼科学、技术评估和分析主管蒂莫西.珀森斯(Timothy M. Persons)博士,1月25日在出席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WU)举办的有关人工智能的研讨会后,就此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蒂莫西.珀森斯认为,人工智能确实涉及国防安全,必须了解相关风险,以进行监管,但应进行个案分析。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应用有的涉及(军民)两用或更多用途。进入加大伯克利分校或其他美国大学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是否都有风险?我认为要进行个案分析。是基础研究,发展的系统以后有可能军用吗?大多数美国高校从事的是非常基本的探索性研究,高校是美国做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引擎。这跟推出和运作、应用产品的研究有很大不同。这两者之间有关联,但是早期研究和产品化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教授苏珊•阿里尔•阿伦森(Susan Ariel Aaronson)则表示,有关各国人工智能竞赛的讨论,令她担忧。

“因为我们在谈科学技术的应用,所以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因为技术,如果是好的技术,应该被各国、各民族共享。”

苏珊•阿里尔•阿伦森教授认为,华为等中资公司与美国高校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合作,有助于科技进步,不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不会(影响国家安全)。科学应该有合作。科学本来就是这样。”美国邓白氏集团(Dunn and Bradstreet)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数据科学家安东尼.斯克里芬诺(Anthony J. Scriffignano)博士认为,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美国公司也在别国的大学投资搞科研,华为等中资公司与美国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并不一定有战略意图。

“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司在美国大学投资,你得了解它的意图。这个公司是想吸引人才吗?这个公司是想以不太显眼的方式进入某个市场吗?你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一个公司的行为。”

不过,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飞猛进,令世界金融巨鳄索罗斯感到不安。1月24日,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控制工具,让专制政权比开放社会具有固有的优势。对他们(专制政权)来说,控制工具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于开放的社会来说,它们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索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专制与高科技相结合,使习近平成为了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中国正试图在网络经济上掌握话语权,并通过技术和策略在发展中国家中占统治地位。

(记者:林坪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

不乐观?美商务部长:美中距达成协议仍遥远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星期四认为,美国与中国距离达成贸易协议仍然很遥远。虽然双方之间的贸易争端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两国依然“有机会”达成协议。

罗斯24日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电视台(CNBC)的访问时强调,美中之间存在“很多问题”。特朗普政府需要建立“结构性改革”及“惩罚”制度,才能恢复与北京的正常贸易关系。

对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下星期率团访美继续贸易谈判一事,罗斯强调,“不要期望这次的磋商可以一次性化解美中两国的所有问题”。但他补充说,两国均有意达成协议,但协议必须对双方都有效。

美国股市在罗斯发表上述讲话期间出现下跌。

(责编:韩洁)

刘鹤访美前夕 特朗普:美国在磋商中占优势

新一轮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两国磋商前景感到乐观。

特朗普星期三强调,美国经济表现不错。相反,中国经济则因美国加征关税而受创,需要与美国达成协议。

特朗普还表示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美国在磋商中占有优势。

美中双方的90天“休战谈判期限”将于3月1日结束。美国已强调,如果届时无法与中国达成协议,将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

另外,针对有消息指,美国白宫在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前,取消了与中方的一次贸易规划会议(trade planning meeting),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Larry Kudlow)否认了相关报道。

(责编:韩洁)

吴敬琏警告勿步苏联后尘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日前发出警告表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在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开始放缓,并出现下行的趋势。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也自然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学者: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的报道说,就在海内外对北京官方是否真心实意进行经济自由化表示质疑之际,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日前发声,批评北京官方没有兑现改革与开放的承诺。

吴敬琏在一场由自由派民间智库“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指出,国家主导经济很容易导致“裙带资本主义”,不仅使人想起50年代民间资产被政府接管,最终也会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一样,以失败收场。

据介绍,“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是指“靠关系才能赚钱”的经济体系,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中,商业运作的成功与否取决於企业、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是否会得到官方的偏袒。

美国高地智库(High Point Institute)研究员秦伟平告诉记者,“裙带资本主义”已对中国经济造成长远的影响。

“除了经济成果由执政党独享外,政府还是为了政治安全。因为他(官方)觉得如果社会、经济资源没有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而是在民营企业家、人民群众手里的话,就没有安全感。对国家来说,可能发展会越发强大,但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的压力却会越来越大。”

秦伟平补充说,北京官方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因与其执政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现在就是一种畸强的状况:经济上要向资本主义学习,政治上要向共产主义学习。一方面,中国的现有体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短时间内国企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长远来说,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家资本体系提供的社会贡献率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民营企业的伤害很大,因为资源有限,都被放在仅仅几个地方。”

在吴敬琏讲话的同一场会议上,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敦促中国执政党从苏联政府的错误中学习。他说,“苏联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个是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另一个则是采用极为僵硬的经济体系”。

吴敬琏以及胡德平这两位自由派人士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点上,以苏联作为“历史反面教材”向中国官方发出呼吁,意义非同寻常。

对此,美国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叶耀元教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回头路,所以(两位学者)是要给习近平一个警示。在计划经济被解放后苏联就垮台了。中国现在有点像是在两个道路上摇摆。当习近平把国企比重加大,把市场带回有点像计划经济的状态,会引起对中国未来的担忧。”

叶耀元分析说,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着两难境况。

“你(中国政府)为了政权的稳定性要牺牲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用不愿意面对自由市场的方式来面对人民的福祉和未来,还是你(中国政府)愿意以改革开放的手段去前进。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垮台,但要看执政党内部愿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

美国纽约时报22日报道也说,中国与美国的关键性贸易谈判前景悲观,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愿把深层结构性经济改革纳入美国想要的全面贸易协议当中。

叶耀元认为,中国执政党几乎无法以脱离市场经济的模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